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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鹿之战、昆阳之战?、官渡大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

一?巨鹿之战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反抗暴秦统治，点燃起我国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烈火。一时间，"天下从者如流水"。项梁、项羽起兵于江东，立楚怀王的孙子心为帝，也称作楚怀王，定都于盱眙。张耳、陈余参加了起义，立赵歇为王，在信都（即邢台市附近）定都，建赵国。秦朝统治者对农民起义进行残酷镇压。公元前208年，秦将章邯率军北上击赵，军于邯郸。赵军不支，退保巨鹿，为秦将王离部所围困。当时，在河北攻赵的秦军，不下三十万之众。而这时在巨鹿城中的兵力不多，粮草将尽。赵将陈余虽领兵数万屯巨鹿之北，但不敢出兵，筑营壁自保。其它援赵的齐、燕诸军，也震慑于秦兵的声势，皆筑垒固守，不敢出战。

巨鹿被围之际，赵使求救于楚。楚怀王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率军北上救赵。但宋义为秦军的气焰所吓倒，在妄阳（今山东曹县）逗留四十六天而不敢前进。项羽愤而杀宋义，楚怀王便命项羽为上将军。

项羽先遣英布和蒲将军率兵二万渡漳攻秦。继而亲率主力渡河，为了表示与秦决一死战的决心，他命令士兵把船只沉没，把饭锅砸破，烧掉营舍，只带三天的干粮。项羽先以雷霆之势包围王离，经过往返九次冲杀，切断秦军通道，获得巨大战果。秦将苏角被打死，王离作了俘虏，涉闻自焚而死。在交战中，楚军"以一当十"、"呼声震天"。而援赵的其它诸军则在营壁上观看，惊恐而不敢出战。之后，项羽又不断击败秦军，章邯不得不竖起降旗，项羽声威从而大振。

巨鹿之战，全歼了秦军主力三十万人。这对最后推翻暴秦统治起了决定性作用。大文学家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中，详细地描述和记裁了这一巨大战役，成为名传千古的不朽之笔。"破釜沉舟"、"作壁上观"，渐渐成为流传极广的两个成语。

二?昆阳之战

昆阳之战，爆发于更始元年（23年），它是绿林起义军推翻王莽政权的一次战略性?决战，也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一个典型战例。在这次决战中，刘秀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以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和灵活机动的战法，一举全歼王莽军的主力，撞响了新莽?王朝彻底覆灭的丧钟。它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西汉末年，政治腐朽，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危机四起。?外戚王莽利用这一形势，玩弄权术，夺取政权，建立新朝。但王莽上台后“托古改?制”的做法，不仅没有使情况有所起色，反而导致阶级矛盾更趋激化。广大民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纷纷揭竿而起，以武力反抗新莽的统治。一时间起义烈火燃遍黄河南北?和江汉地区，新莽王朝完全处于众叛亲离、风雨飘摇的境地。

在当时的众多农民起义军队伍中，尤以绿林、赤眉两支声势最为浩大。他们在军事?上不断打击新莽势力，逐渐向王莽统治腹心地区推进。新莽王朝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拚凑力量进行垂死的挣扎，农民起义于是进入了最后进攻阶段。昆阳之战正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新莽地皇四年（23年）初，绿林军各部乘王莽主力东攻赤眉，中原空虚之际，挥兵?北上，在沘水（今河南泌阳境）击灭莽王荆州兵甄阜、梁丘赐部。接着又在淯阳（今河?南新野东北）击败严尤、陈茂所部，势力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在胜利进军的形势下，?农民军开始萌发了建立政权的要求，于是在二月间，推举汉室后裔刘玄为帝，恢复汉制，?年号更始。?更始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农民起义进入新的阶段，王莽在政治、军事各个方面日益?趋于被动。

更始政权建立后，即以主力北上围攻战略要地宛城（今河南南阳），并开进到滍川?一带。为了阻止王莽军的南下，保障主力展开行动，更始政权另派王凤、王常和刘秀等?人统率部分兵力，乘敌严尤和陈茂军滞留于颍川郡一带之际，迅速攻下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今河南舞阳北）、郾县（今河南郾城南）等地，与围攻宛城的主力形成犄?角之势。这为下一步进击洛阳，与赤眉军会师以及经武关西入长安，消灭王莽政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王莽政权对更始农民起义军的战略动向十分不安，于是就慌忙改变军事部署，将主?力由对付赤眉转而对付更始军。三月间，王莽派遣大司空王邑和司徒王寻奔赴洛阳，在?那里征发各郡精兵42万，号称百万南进攻打更始军，企图以优势的兵力与农民军进行决?战，一举而胜，以确保宛城，安定荆州，保障长安、洛阳的安全。

五月间，王邑、王寻率军西出洛阳，南下颍川，在那里与严尤、陈茂两部会合，并?迫使先期进抵阳关（今河南禹县西北）的更始军刘秀部撤回昆阳。尔后，继续推进，迫?近昆阳。

当42万王莽军逼近昆阳之时，昆阳城中的更始军仅有八九千人。如何对付气势汹汹?的强敌，更始农民军意见开始时并不统一。有的将领认为敌我兵力众寡悬殊，不易取胜，?因而主张避免决战，化整为零，先回根据地，再图后举。但刘秀则反对这种消极做法，?主张集中兵力，坚守昆阳，迟滞、消耗王邑军的兵力，掩护主力攻取宛城，然后伺机破?敌。这时王邑的先头部队已逼近昆阳城北，在这紧急关头，诸将同意了刘秀的建议。决?定由王凤、王常等率众坚守城邑，另派刘秀、李轶等率13骑乘夜出城，赶赴郾县、定陵?一带调集援兵。

王邑、王寻等人统率新莽军蜂涌抵至昆阳城下，将其团团围困。这时曾与绿林军交?过手，深知其厉害的严尤向王邑建议说：昆阳城易守难攻，而且更始农民军主力正在宛?城一带，我军应当绕过昆阳，迅速赶往宛城，先击败更始军在那里的主力，届时昆阳城?即可不战而下。然而王邑等人自恃兵力强大，根本听不进这一适宜的意见，坚持先攻下?昆阳，再进击更始农民军主力。于是动用全部兵力列营百余座，猛攻昆阳不已。并傲慢?地扬言：“百万之师，所过当灭，今屠此城，蹀血而进，前歌后舞，顾不快耶！”

40余万王邑军轮番向昆阳城发起进攻，并挖掘地道，制造云车，企图强攻取胜。昆?阳守军别无退路，遂依靠城内人民的支持，合力抵抗，坚守危城，多次击退王邑军的进?攻，予敌人以很大的消耗和挫折。

严尤眼见昆阳城屡攻不下，己军日趋被动，遂再次向王邑建议：“围城必须网开一?面，使城中守军逃出一部分到宛阳城下，去散布恐怖情绪，以动摇敌军的军心，瓦解敌?军的士气。”可是刚愎自用的王邑依然未能采纳。

刘秀等人抵定陵、郾县后，说服不愿出兵的诸营守将，于六月初一率领步骑万余人?驰援昆阳。此时王邑军久战疲惫，锐气早已丧失殆尽，这就为更始军击破它提供了机遇。?刘秀亲率千余援军步骑为前锋，在距王邑军二、三公里处列成阵势，准备接战。王?邑、王寻等人自恃兵力雄厚，骄妄轻敌，只派出数千人迎战。刘秀率众奋勇进攻，反复?猛冲，当场斩杀王邑军数十人，取得了初战的胜利，大大振奋了士气。

这时候，更始起义军主力已攻占宛城三日，但捷报还未传到昆阳。刘秀为了鼓舞全?军士气，动摇敌人军心，便制造了攻克宛城的战报，用箭射入昆阳城中；又故意将战报?遗失，让王邑军拾去传播。这一消息一经散布，昆阳城中的守军士气更为高涨，守城更?为坚决；而王邑军则由于顿兵昆阳坚城，久攻不下，且闻宛城失陷，士气更为沮丧。胜?利的天平开始向起义军这一边倾斜了。

刘秀在取得初战胜利后，又善于捕捉战机，乘敌人士气沮丧和主帅妄狂轻敌的弱点，?精选勇士三千人，出敌不意地迂回到敌军的侧后，偷偷地涉过昆水（今河南叶县辉河），?向王邑大本营发起极其猛烈的攻击。在此时王邑等人依旧轻视汉军，未把刘秀放在眼里，?同时又担心州郡兵失去控制，遂下令各营勒卒自持，不准擅自出兵，而由自己和王寻率?领万人迎战刘秀的冲杀。然而，王邑这一做法造成严重的恶果：在刘秀所率的精兵的猛?烈进攻下，王邑手下的万余人马很快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阵势大乱。可诸将却又因王?邑有令在先，谁也未敢去救援，致使王邑军败溃，王寻也做了刀下之鬼。昆阳城内的守?军见敌军主帅已脱离部队，敌军阵势已乱，也乘势及时出击，内外夹攻，杀声震天动地，?打得王邑全军一败涂地。王邑军的将卒们见大势已去，遂纷纷逃命，互相践踏，积尸遍?野。这时又恰遇大风飞瓦，暴雨如注，滍水剧涨，王邑军涉水逃跑而被淹死的不计其数，?使得滍水为之不流，只有王邑、严尤等少数人狼狈逃脱，窜入洛阳。至北，昆阳之战就?在更始起义军歼灭王莽军主力，并尽获其全部装备和辎重的辉煌胜利中结束了。

昆阳之战，是绿林、赤眉起义中的决定性一战。它聚歼了王莽赖以维持统治的军队?主力，为起义军胜利进军洛阳、长安，最终推翻新莽统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昆阳之战中，王莽军的兵力有42万人，而更始起义军守城和外援的总兵力加在一?起也不过2万人。然而在兵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起义军竟能取得全歼敌人的辉煌?胜利，这决不是偶然的。归结其要旨，大约有这么几条：政治上反抗王莽暴政统治，符?合广大民众的愿望和要求，因而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是昆阳之战中起义军取胜的?深厚政治根源。军事上，起义军实施了坚守昆阳，牵制敌人，调集兵力，积极反攻的正?确做法，严重迟滞了王邑军的行动，消耗了它的实力，牢牢地掌握了战场攻守的主动权。?在作战指导的具体运用方面，起义军敢于拼杀，士气高昂，又善于利用敌军的弱点，攻?心打击和军事进攻双管齐下，摧毁敌人的战斗意志，积小胜为大胜；并且能够把握战机，?选择敌军指挥部为首要进攻目标，将其一举捣掉，使得敌军陷于群龙无首的境地，最终?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

三?官渡大战

公元200年，袁绍挑选10万精锐步兵、1万骑兵，以黎阳为大本营；命令颜良为先锋，渡河进攻白马。曹操用荀攸之计，扬言渡河抄袭袁绍后路，袁绍命令颜良分兵一半到延津阻击曹操渡河；曹操命令于禁固守延津，以张辽、关羽为先锋，自己亲自领主力直扑白马，与东郡太守刘延夹击颜良，颜良遂阵亡。

袁绍大怒，命令全军渡河；又命另一心腹大将文丑与刘备为先锋，直扑白马。曹操放弃白马，向延津撤退，并亲自帅精锐殿后，并故意放辎重；文丑、刘备带6000多骑兵追击，四散抢辎重；曹操乘机命令攻击，袁军大乱，文丑本人也被杀；曹操为诱敌深入，退回官渡。袁绍又不听田丰的计谋，并将他押送到邺城。袁绍摆开联营，步步进逼；曹操作出反应，命令于禁、乐进攻击两翼，大胜。袁绍为赢得胜利，在南方向李通、刘辟策反；李通不背叛反而领兵消灭暗通袁绍的地方豪强；曹操又命令曹仁、徐晃带领骑兵星夜前往镇压刘辟、刘备。

袁绍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写书让江东孙策北上偷袭许昌；曹操谋士郭嘉认为孙策过于轻佻，必死于刺客之手，果然不久，孙策受到仇人阻击，伤重而亡（一说乃郭嘉暗中派遣曹操手下猛士杀孙策）。曹操与袁绍相持日久，军粮不足，意欲退回许昌，荀文若力劝曹操坚守，并最大限度支援前线。公元200年10月，曹操命令曹仁、徐晃等偷袭袁绍大将韩猛，烧毁韩猛押运的几千车粮草。袁绍谋士许攸建议袁绍派偏师偷袭许昌，抢走汉帝，遭到拒绝后又因为家属被审配收监，许攸无奈投靠曹操，并建议曹操偷袭袁军粮草堆放地乌巢；曹操留下曹洪等守大营，自己领夏侯渊、张辽、曹仁等直扑乌巢，同时命令徐晃偷袭袁军另外一粮草堆放地故市；曹军假装袁军，骗过袁军的盘查，偷袭乌巢。

消息传到袁绍耳中，袁绍不听从大将张合应重兵救乌巢的建议；却听从谋士郭图意见命张合、高览率重兵强攻曹军大营，只派出少量骑兵救乌巢。救兵到达乌巢，曹操先集中全力攻下乌巢袁军营，擒守将淳于琼，烧毁所有物资；再回头击败来救的袁军骑兵；同时徐晃也攻下故市，烧毁所有的物资。消息传到袁军大营，郭图为免获罪，造谣说张合为乌巢之败而幸灾乐祸，同时派人通知张合说袁绍要杀张合，张合无奈投降曹军。曹操遂大举反攻，袁军毫无斗志，大部分投降曹军；袁绍等人仅仅与800亲兵逃走；后7万多投降的士兵被曹操下令活埋，天才谋士沮授为曹操诚意所动而投降，后得知家属在河北安好意欲北逃而被杀；袁绍另一重要谋士田丰被听信谗言的袁绍所杀。

官渡大战，可以说是三国时期最精彩的战役，也是战争史上著名的范例；它标志着曹操正式称雄于北方，为北方的统一打下了基础。

四?赤壁之战

曹操在基本统一北方后，于建安十三年七月挥师南下，企图一举消灭据有荆州的刘表和江东的孙权，统一全国。八月,刘表病逝,次子刘琮屯襄阳,刘备屯樊城。九月，曹操至新野，刘琮不战而降。因江陵贮有刘表的大量粮草兵器等，刘备从樊城向江陵撤退，并命关羽带领水军经汉水到江陵会合。曹操亲率轻骑五千，日夜兼程追赶，在当阳长坂(今湖北当阳东北)打败刘备，占领江陵。刘备放弃撤往江陵的计划，折向东南汉水方向撤退,和自汉水东下的关羽水军会合,?并与刘表长子江夏太守刘琦所部一万余人联军退至夏口(今湖北武汉汉口)，图谋联合孙权抗击曹操。

当曹操南下时,孙权派鲁肃出使荆州，吊刘表丧,兼说刘备同心御曹。鲁肃与刘备相遇于当阳，后刘备用其计退至鄂县樊口(今湖北鄂州西北)。时曹操据江陵,?将顺流东下，形势紧迫，刘备遣诸葛亮随肃往东吴。诸葛亮到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孙权已接到曹操威胁的书信，说训练好水师八十万，要与孙权在吴地决战。孙权不愿以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曹操，又顾虑孙刘联军不能与曹操相匹敌，犹豫不决。诸葛亮对他分析敌我双方的利弊，指出曹操劳师远征，士卒疲惫。北人不习水战。孙刘联合，定可取胜。孙权部下以鲁肃为代表的主战派和张昭为首的主和派也展开了激烈争辩。诸葛亮指出主和派意见的错误,进一步消除了孙权的顾虑。孙权决心联刘抗曹，从鄱阳（今江西波阳东北）召回周瑜。周瑜支持诸葛亮和鲁肃的意见，指出，实际来自中原的曹军不过十五六万，且已疲惫不堪。所得刘表新降的七八万人，人心并不向曹。加之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曹操的后患，这些都是对曹操的不利因素。孙权增强联刘抗曹取胜的信心，命周瑜和程普为左右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周瑜率精锐部队三万人,沿江而上至夏口,与刘备统军两万多人会合，共同抗曹。

孙刘联军溯江西进,与顺流而下的曹军在赤壁(历来有几种说法。一般认为在今湖北蒲圻西北,长江南岸)相遇(见彩图赤壁之战战场遗址?湖北蒲圻)曹军初战不利，退往长江北岸的乌林（今湖北洪湖东北），双方隔江对峙。北兵不惯船上生活，曹操下令用铁索将战船连锁在一起，以减轻风浪颠簸。周瑜部将黄盖建议采用火攻战术以败曹军。曹操骄傲轻敌，相信黄盖的诈降，黄盖带十艘蒙冲斗舰，满载薪草膏油，外用帷幕伪装，顺风驶向曹船，因风纵火，燔烧曹军船只，火势延及岸上营垒。曹军人马烧溺，伤亡惨重。周瑜、刘备军队水陆并进，曹操沿华容小道（今湖北监利北），向江陵方向狼狈退却，加以瘟疫、饥饿，曹军损失大半。

赤壁战后，曹操退回北方，再无力南下。刘备通过这次战争也乘机占据荆州大部。稍后又夺得刘璋的益州。孙权据有江东，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割据局面。

五?淝水之战

316年，西晋王朝灭亡。第二年，西晋的皇族司马睿（rui锐）在江南重新建立了汉族地主阶级政权，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历史上叫做东晋。当时北方出现了十几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历史上把这一时期叫做“十六国”时期。到了公元四世纪七十年代，氏族人建立的前秦国主苻（pu蒲）坚，统一了黄河流域，形成和东晋南北对峙的局面。

38十月的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长安城中前泰的文武百官，齐集在皇宫太极殿的门前，等候苻坚临朝，召开御前会议，商讨灭普大计。大臣中除了有一个名叫朱肜（r6ng容）的谄媚附和苻坚的主张外，多数人都认为东晋内外同心，君臣和睦，目前攻打东晋，时机还未成熟，没有必胜的把握。大臣石越说：“晋国不仅上下和睦，而且有长江作为天然屏障，又得到老百姓的支持，看来不可轻视啊！”苻坚听了，心中很不高兴，不禁骄狂地说：“我的人马这么多，只要一声令下，大家都把马鞭子丢到长江里，就能把江水截断。东晋还有什么可作屏障呢？”他坚持出兵南下。

公元383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八月，苻坚征集的各州兵马，共计有步兵六十多万，骑兵二十七万，羽林军三万，号称百万，浩浩荡荡地向东南地区进发。苻坚任命苻融为征南大将军，和鲜卑贵族慕容垂一起，率领二十五万步骑兵为前锋；任命羌族将军姚苌（chang常）为龙骧将军，率领四川的部队沿江东下；命令幽、冀等州兵马由彭城（今江苏徐州）南下。苻坚亲率主力大军从长安出发，一路上人喧马嘶，旗旗遮天；大道上挤满了前泰的军队，连同车辆、马匹、粮草、辎重，前前后后足有几百里长。

九月，苻坚率领的主力军攻下项城（今河南项城），在这里驻扎下来。苻融的先锋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日夜行军，已经到了淮河北岸的颍口（今安徽颍上县正阳镇），并且向淝水（淮河支流，在今安徽寿县境内）西岸的重镇寿阳（今安徽寿县），展开了进攻。

前秦大军压境，东晋宰相谢安和将军桓冲坚决主张抵抗。晋孝武帝任命谢安为战时最高统帅——征讨大都督。谢安胸有成竹，从容不迫地进行抗战部署。他推派谢石代理征讨大都督的职务，负责指挥全军；谢玄担任前锋都督，连同青年将领谢琰（yan演）和桓伊等一起，率领八万名“北府兵”(北府兵，东晋时军府设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在京都建康之北，因而称北府；北府兵主要由流落江南的北方农民组成。)沿淮河西上；另派将军胡彬率领水军五千人去增援战略要地寿阳。

苻坚依仗自己的兵多，他不等各路人马到齐，就命令苻融向普军发动猛烈进攻。十月，胡彬的水军还没有到达寿阳，苻融就把寿阳攻破了。胡彬在半路上听到寿阳失守的消息，被迫把部队退到一边是河水，一边是高山的硖石（今安徽凤台西南），在这个地势险要的地方扎下营来。专等谢石大军的到来。苻融占领了寿阳以后，一面派兵围攻硖石，一面派梁成率领五万军队控制了洛涧（即洛水注入淮水的地方，在今安徽淮南东）。梁成封锁了淮水，阻止从东面来援的谢石、谢玄大军。谢石命令晋军在离洛涧二十五里的地方，驻扎下来。

谢石的大军不能前进，被围困在硖石的胡彬水军就孤立了，眼看军粮就要吃光，情况十分危急。为了迷惑敌人，胡彬命令士兵们拿着簸箕，天天在河岸上扬簸沙土，使远处的秦军看见，好象是在扬米，表示自己的军粮还很充足；同时，他又给谢石写了一封告急信，说：“现在敌军势力很大，这里的军粮已经吃完，情况十分紧急，恐怕再不能和大军相见了。”他把密信交给了一个亲兵，叫他乘夜突围出去，送给谢石。不幸这个亲兵在途中被秦军捉住，告急的密信也给搜去了。苻融得到胡彬缺粮的情报，立即派人星夜到项城去报告苻坚，说：“现在晋军人少粮尽，正是打败他们的好机会，应该马上发动进攻，不能叫他们跑了。”

狂妄自大的苻坚正在为攻占项城沾沾自喜，听到苻融的密报，更是心花怒放。当天晚上，苻坚把大军留在项城，悄悄地带领八千名轻骑兵，不分昼夜地奔往寿阳。他到达后，和苻融计议了一下，决定先派朱序到晋军去劝降。朱序原来是东晋防守襄阳的将领，襄阳失守时被俘。朱序到晋营后，不但没有劝降，反而向谢石透露了秦军的真实情况，并且建议谢石：应乘前秦各路兵马还未集中，立即发起反攻，只要打败它的前锋，挫伤它的锐气，秦军是不难打败的。谢石和谢玄等仔细地研究了朱序的密报，决定派刘牢之带领五千名北府兵，夜袭洛涧。刘牢之是北府兵的有名勇将，他在战斗中，斩杀案将梁成。秦军失去主将，无心再战，晋军乘胜追击。谢石率领晋军主力渡过洛涧，在淝水东面的八公山（今安徽寿县东北）下，扎下营寨。

洛涧方面失利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到寿阳，苻坚心中忐忑不安，他和苻融一起登上寿阳城楼，了望晋军的动静。他向东望去，只见晋军阵容严整，旗号鲜明，不由得暗自吃了一惊。他迎风向北远望，恍惚之间，好象八公山上，漫山遍野都是晋军。他感到十分意外，转身对苻融说：“你看，晋军这么多人马，明明是强敌，怎么能说他们是弱军呢！”他连忙下令，要各军严密防守淝水防线，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许渡水出击。其实，八公山上哪里有什么晋军呢，是北风把山上的草木吹得左右摇摆。苻坚因为内心慌乱，造成错觉，误以为是晋军在那里练兵习武哩！这段史实，就是后来“草木皆兵”一句成语的来历。

秦军虽然在洛涧吃了败仗，锐气受到一些挫折，但是人数仍然比晋军多好几倍。晋军只有速决，才有取胜的可能。普将谢玄派人用激将法去对苻融说：“将军领兵深入我境，却沿淝水布阵，这是作持久的打算，哪里是要进行决战呢？如果你们把阵地稍稍向后移动一下，让出一块地方，使晋军渡过淝水，两军决一胜负，不是很好吗？”苻融把晋使的要求报告给苻坚，苻坚不顾诸将反对，同意将阵地后撤，以便趁晋军渡河时进行突然袭击，一举打败晋军。

到了约定的日子，苻坚传下将令，叫秦军拔营后退。秦军本来内部不稳，阵势混乱，这一撤更加造成阵势大乱。谢玄等带领八千骑兵乘势抢渡淝水，展开猛烈攻击。朱序在阵后高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秦军后方部队一听，一时分辨不清是真是假，争着选命。苻融赶快跑到阵后去阻止队伍后退，被乱军冲倒坐骑，死于晋军刀朝之下。苻坚看到前线这样大败，吓得丧魂落魄，慌忙跳上战马，混在乱军中狼狈奔逃。晋军乘胜猛追，秦军人马互相践踏，死伤很多。幸存的秦军官兵昼夜不停地奔跑，连头也不敢回一下，甚至听到随风吹来的鹤叫声音也以为是晋军追兵到了。这就是后来“风声鹤唳成语的来历。那时候；正是十一月，天气严寒，这些逃出来的秦兵，在惊慌的同时，更伴随着冻饿，又死亡了不少。苻坚本人也中箭负伤。他逃回洛阳时，原来的几十万大军，只剩下十几万残兵败卒了。

淝水之战是东晋和十六国时期最大的一次战争。前秦从大举进攻到淝水决战，前后只有四个月的光景，就全线崩溃了。经过这一战，东晋相对稳定的局面得到了巩固，江南的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与此相反的是，由于苻坚的失败，前秦政权随之瓦解，北方再度陷入割据混乱的局面。

蔡锷的眼睛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弱而白”，“脸瘦，眼睛分得很开，脸颊略像女人，但吵架很厉害，很强势。安静而庄严”"虽然他的生命危在旦夕，但他的头脑仍然像剑一样敏锐。"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袁祥成借给他一千元”

蔡锷和袁世凯的关系很复杂。1916年12月14日，在上海举行的蔡锷追悼会上，说是戊戌变法后，蔡锷要去东京找他。“湖南长沙只借了两毛钱。他去汉口时，向亲戚借了六元钱。他从汉到北京时，袁相成借给他一千元。当他去东方时，他交了三百元学费。剩下的都是为了交友和公益。他出门都是走路，从来不坐车。”，深知蔡锷之言不会无根，也不必为袁世凯美言。可见，年轻的蔡锷能够顺利赴日留学，也确实得到了袁世凯的慷慨支持。

但蔡锷以“三好士官”荣誉回国后，在广西、云南等地参军，与袁并无直接关系。直到辛亥革命后，1912年1月12日，已经是云南巡抚的蔡锷在给李的电报中说，袁世凯是近代的伟人，就是老师曾经说过，民国大总统要推项城。由于清廷与清廷的关系尚未脱离，此次选举中次于相城的人都不愿意举出相城，也不能举出清廷的宰相和内阁大臣。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有机会成为共和国，项城也有自己当选总统的希望。大局已定，此事自会水到渠成。”但与此同时，他又反对“保和平”，主张“驱北伐，直取泸定”，这是针对清朝的，但也透露出他对袁世凯的不满。1912年1月20日，他致电孙中山等人：“我军借此机会向朝鲜发怒。敌人如何才能不被攻破？我心甘情愿的接受了袁的愚蠢，一次次的抗争，过了很久才停止。”1月26日，他致电孙中山和各省督抚，公开指责袁世凯欲在北京召开所谓“国民会议”，以决定君主和民主国家，“无非是一个狡猾的展览，使他准备战争，放松我们的士气。”他认为这不过是“袁的诡计”，明确指出中华民国政府已经成立，总统已经选出，“民主帝制问题已不值得研究。“他极力主张北伐，组织云南北伐军，发出《北伐誓师词》，其中有‘是袁贼’等句子。先头部队已从贵州进入湖南。2月12日，当北洋军将领段敦促清帝退位时，这份通电就发表了。蔡锷把李叫到了，说他会提高警惕：

“段见率军北上，推进共和，大局有望，甚感欣慰。但段夙夙没有种族思想，却和袁世凯关系很深。突然之间，一般的支付应该是真诚的。但无论有无其他打算，也宜暗中做好准备，以免陷入背信弃义，贻误时机。”

然而，一旦清帝退位，南北和谈成功，他对袁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他曾多次发表通电号召，坚决支持建都北京。3月6日，他在给孙中山、袁世凯等人的电报中，主张以北京为首都。“如果你老公打消私心，调和感情，元恭应该是最好的，看来你可以无忧了。”3月25日，祝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称袁“才华横溢，足智多谋，众望所归”。4月11日，他给上海的报纸发了一条消息：“匡是一个伟大的人，国内外都钦佩他”。

这几个月来，他对袁世凯的看法变化太大了。总的来说，只要袁支持共和，他就坚决拥护

1913年2月25日，宋遇刺后，蔡锷也发来电报，谴责“卑鄙”的暗杀手段，“声泪俱下，苦中作乐”。但他坚决反对使用武力，主张通过组织专门法庭依法解决宋案。“不要抱偏见，不要意气用事，不要强行违法乱纪，不要造谣传谣。”特别是“严禁士兵干预。”他说，宋鲛人“生前曾试图调和南北意见，若在身后引起南北恶感，可能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心。”即使袁世凯必须被推翻，但正式的总统选举也指日可待。“袁志将来是否当选，要取决于全国全体人民的同意，要由国民大会来解决”，所以他不能诉诸武力。内战迫在眉睫之际，5月17日，蔡锷与川、黔、桂三省总督联名电报反战，称“若有人进攻，即视为全国公敌”，并表示坚决捍卫好不容易创建的民国。6月7日，他与浙江、四川两省巡抚联名致电袁世凯及各省巡抚进行斡旋，主张以法律程序解决纠纷，并敦促动员军队。

8月4日，战争终于不可挽回地爆发，江西、南京等地多处火光冲天。他还是打电话指出“讨元”的理由不成立。根据《临时约法》，如果总统犯了叛国罪，应该被参议院弹劾；如果有什么政治上的过错，是要负责任的。此外，临时政府即将结束，不久将选出正式总统。如果袁没有当选，而是依靠特种兵不辞职，那么武力对付尤兰达也不迟。他甚至天真地想组织滇、黔、川、桂四省联军进驻武汉，“劝降宁、赣”。

后来，他虽曾出兵四川，但一直把这场战争视为“同室操戈，互相厮杀，互相厮杀得太狠，隐藏了很多仇恨”。他反对内战，认为“同类相食，自相残杀”，“不是国家之福”应该“为国家保留一点生机，避免被以暴制暴所嘲讽”。因此，他反对袁世凯嘉奖北洋军官兵，认为这样做无异于“奖励同胞”。

“寄语千里，十年前。”这幅对联是1913年6月送给蔡锷的，当时“二次革命”一触即发。黄兴派使者与蔡锷一起出兵，蔡锷却劝黄兴不要轻举妄动。据杨思怡回忆《蔡锷轶事》，“黄兴派保靖前使谭信秀到云南，请蔡松坡养兵。松坡答道：‘民国根基尚未巩固，宜劝克强静一静。张，这个时候你不能轻举妄动。谭曰：“再等下去，元贼必然称帝。”松浦冷笑道：‘他敢当皇帝，我也要当西南皇帝。’谭被他的话惊呆了，逼问这是说什么呢？松浦说，“国家是一个共和国，这是神圣的盟约。谁要是敢犯法，中国人民一起打，我第一个饶了他。现在袁贼迹未明，师承不明。所以，我主张暂时忍耐。在时机到来之前，我奉劝公众安静等待。”谭听了他的话，就动身去了上海，向黄兴汇报，又向同志们讲了一遍。我在上海的时候，听过他的话。”

蔡锷不赞成“二次革命”，反对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的原因，在他1913年7月24日给谭的信中说得很清楚——————“我国改革以来，国家已衰弱，至今仍伤痕累累，绝不能有第二次破坏。而且，某国正在幸灾乐祸，利用我内乱来实现其侵略野心。我国全体人民应该齐心协力抵抗外来侵略..................还有一个原因他自己没说。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民国以后他们主要面对的是两大势力，一种是“官僚社会的腐败势力”，一种是“暴虐社会的暴力势力”，蔡所认同的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在他们看来是后一种“势力”，这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这是蔡锷在1913年10月5日离开云南前夕上演进步党云南支部欢送会时明确提出的：“暴烈派以破坏为事，若能达到目的，则牺牲全国而不恤。然而，它的进步是急剧的，而后退的速度却直线下降.虽然暴力派的失败是因为其实力，但进步党对政府社会救助的倡导功不可没。今后，进步党的关心只在官僚们的耳朵里。”当然，他也知道“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是“最难征服的”。是进步党的重要***。曾公开主张“军人不属于党”并退出统一党的蔡锷，在老师的邀请下，同意担任进步党名誉董事。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进步党的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不会如此顺利。这是袁称帝后始料未及的。让袁没想到的是，在“暴力派”被逐出政坛后，以、蔡锷为代表的势力对以袁为代表的“官僚派”忧心忡忡，他们最终的决裂几乎是必然的。

袁世凯以优势兵力把整个民国都纳入自己的囊中，几乎只有距离较远的云南、贵州两省没有被北洋军控制。所以蔡锷深受袁忌惮，不得不自己离开云南。但这只是一种推测。蔡锷从云南辞职，实际上并非袁所逼。早在1913年6月中旬，他就给发了一封信，说：“我早就想来北京，与袁总统见面，讨论各种政治人物，接触各方面人士。但因为奇闻轶事的重要性，我没敢去做。”在《护国之役回顾谈》年回忆：“民国三年春，蔡公辞掉大都督，回京。没有人强迫他辞职。云南人民极力挽留他，中央政府不让他走。但蔡公的意思是，他要以身作则，纠正他，因为他害怕士兵接管政权，成为藩镇割据。其次，因为他有一个外国怀抱，想重新训练一批军官来对付我们的理想敌人。第三，因为他在云南工作了两年，身体有点虚弱，需要休息。他写了十几封信跟我商量，要我帮他，辞官，于是我们经常在北京一起度过几年。”人事关系复杂还有一个原因。蔡锷很难控制他手下的几个云南部，如对他不服气的李鸿祥，使他的意图更加强烈。

1913年10月，袁世凯总统令称，“云南巡抚蔡锷因病请假，请假三个月来京调养。”10月7日，蔡锷从云南辞职，9日前往北京。但是，他虽然离开了云南，但是他的老军队，他这两年培养的云南军队还在，在云南还有潜在的影响力。

“一只老虎被困在笼子里”

在蔡锷任职的两年间，袁世凯表面上对他礼遇有加，先后给他一系列官衔，如参政会委员、元老院议员、

蔡锷也是，傻得像个傻子，不敢招袁志。在北京期间，他几乎没有发表过什么政见，留下的主要成果就是经贸局里的文件。他知道袁邀入经贸局是敷衍之举，但他认为正经世道和田赋也是治国的重要政策，他想有所作为。但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他主持编纂了《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和《各国经界纪要》两部大书，可见他工作认真、踏实、细致、严谨。只有这个经贸局是离政治最远的，他可以做一些无所顾忌的事情。

1915年8月以后，要求袁世凯称帝的舆论甚嚣尘上。先是有了“筹委会”，然后是“全国请愿联合会”，甚至还有请愿团、乞丐请愿团。蔡锷低调，有风流的时候，“终日沉溺于屈原以示败落”。一方面与秘密交往，与云贵两省军界往来。早在今年九月底，远在美国的黄兴就有密函，劝他设法逃出虎口，起兵讨袁。蔡锷还给黄兴送去了一封17页的密函，告诉他自己准备返回西南发动进攻的计划。一方面，他对北京的所有人说：“我们的老师是个书呆子，不懂时事。”表现得好像你和分道扬镳了。而且他对君主制“两手空空”，很快表态，留下了一本关于君主制的签名书。为首的是蔡锷、蒋尊贵、孙武、唐、等人，其次是、张仪爵等人。总共有12位将军签名。《中国帝制倡导者八月二十五日署名/昭威将军蔡锷》三行是蔡锷所写，现在还保存着原作。(正因如此，蔡锷仁义之初，袁的居高临下也问他为什么任性。他的回答是：“举国体制的问题可以在北京拒签，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你问你的良心，你会发誓死。若云故伎重演，以总统之誓，仍可冷盟，何说！”但袁还是对蔡锷不放心，就偷偷搜查了他的家，目的是查电报电码本。蔡早有防备，曾带了几十个密码到天津的卧室，所以幸免于难。

关于蔡锷离开北京一事，袁家璞在《蔡公遗事》中说，1915年11月9日，蔡锷曾与袁家璞秘密商议，告知其已决定离开北京，并要求袁家璞在离开后“保持安静，保持镇静”。蔡锷于1915年11月11日到达北京，袁家普于1915年11月19日追到天津。蔡锷“前一天带着山东丸去了日本”。这期间蔡锷有两篇论文，《呈袁世凯文》。一是1915年11月22日，向袁世凯提交“现在假期已满，但病仍未痊愈”，请求“准许续假三个月，以便移往他处休养”。袁的批准令是：“给两个月假期。”过了几天，蔡锷又给袁世凯写信，说：“只有搬到气候温暖的地方，照顾好自己，普通的药才能发挥作用。日本天气温和，山川清澈，有治疗肺胃的专科，非常适合治病。我准备扬帆东去日本就医，希望早日康复，然后再做报告。”袁世凯批道：“越早调整越好。我还是希望尽快回国，请假，做副手。”这两份呈文，很可能是蔡锷逃出袁的掌握后发出的。老谋深算的袁表面上有话说，哑巴吃黄连。从这两份呈文和袁的批准来看，蔡锷从北京赴日是比较容易的。在日本，蔡锷也曾写信给袁世凯，“切字传心，未被接受。”

袁世凯告诉财务总监周，从蔡锷临走时的先见之明来看，“此人远胜黄兴等民主党派，即宋未必ab

当袁世凯被迫废除帝制，企图安抚天下来势汹汹的民众，以继续把持政权时，蔡锷在1916年3月30日给唐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其狡猾无耻之行为，实在可恨”。他坚决反对袁世凯在一片唾骂声中脱下皇袍，他要继续当大总统。他在4月18日给政务大厅指挥下的办公室的回复消息中郑重表明了态度。“人生几何，六十岁老人可以退隐人世。他还能要求什么呢？”要求袁世凯退出政治舞台。但他也说：“你在襄城怎么感受爱情？忠者，盖为天下，亦报其私”。此前，他说袁世凯“对他彬彬有礼，对私人感情敏感，不愿做危害国家和家庭的事。”

“争夺的不是胜利，而是中华民国四万人民的人格。”

他起义反元是为了保卫民国，是“时代和良心所迫”，是为了正义，不能“兼顾私事”。他从不否认自己对袁世凯有一定的个人感情，但一旦袁背叛了民国，背叛了他宣誓效忠的共和国，顾全了帝制，蔡锷就会揭竿而起，反对，不留余地。他对此并不后悔。1916年5月16日，他写信给潘惠英：“袁世凯已有退位打算，不久将不再打仗。与辛亥之战相比，这项事业更加光荣，它所经历的危险也是巨大的。想了想，它异常强壮，速度也很快。”当他出发时，他决心去死。他在1月31日的信中说，“苏遇忠于他的国家。这一次，他特别坚决。如果他中了敌贼的埋伏，或者战死沙场，他绝不会后悔。”好友石也回忆说，自己当初立誓时“早有死之心，愿大家同归于尽”。陶菊隐说，蔡锷在主持公道之前，向云南陆军总校发表了沉痛的讲话：“袁氏盛世，我们是以一隅之力对抗大局。明知没有希望，宁愿屈膝而活，也不愿被砍头而死。这一次，不是胜利，是中华民国四万人民的人格。”当时袁世凯能不能被推翻还不确定。从权力对比的角度来看，只有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才能做出保护国家的行为。所以国民自卫军进川的时候，风很大，很冷。

蔡锷与袁世凯的关系，不仅仅是袁增对他好，“多感恩爱”、“礼遇恩情”的事情，在他自己的思想中也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1902年，蔡锷从0755年到79000年连续发表了0755年到79000年的长文，首次阐述了他的军事民族主义思想。军事民族主义包含了他的富国强兵的所有理想。他对袁世凯这样的政治强人寄予厚望，绝非偶然。因为这种军事民族主义，只有假手和大胆的人才有权威才能有所作为。1915年5月，在“二十一条”谈判期间，他写信给他的朋友曾说，袁世凯曾对他说，“谈判之后，你一定要咬着牙根，想想就觉得丢人”。他说，如果这是真的，那是中国的“无量之福”，他“誓以鲜血真心偿还”。“若仍一以贯之，只会导致深远的结果，个人贫穷的算盘早已打到了他的耳朵里。”

作为一个信奉军事民族主义的军人，抵抗强敌，洗刷国耻，是蔡锷最大的心愿。他对袁世凯有些幻想，解释可以在这里找到。当然，他仍然保持清醒和谨慎，并不完全相信袁的话。这也可以从他未发表的遗嘱中看出：

“少年时羡慕东方邻居的繁华，一直抱着军国主义。是主义，不是有为君主，不足以鞭策前进，所以政治制度好不好，还缺乏绝对证明。后来因为袁民意，帝制自行其是，他以私谋窃。他不惜一手遮天，一手掩人耳目，以此来延伸积极的友谊，争取民族人格。"

到死，袁世凯都无法理解蔡锷反对他称帝。不是为了自己的野心，而是为了“为4亿人的人格而战”。“人格”这个词在袁的字典里是找不到的。由于蔡锷早年入长沙时事学堂，眼界之高，已非传统军人可比。他是一个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现代职业军人，不愿当军阀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他在《新民丛报》中明确表示：“中华之魂，是国家建立的轮廓，是民族自尊的种子。”他对国民性的认识只是建立在自尊自强的基础上，这不是袁世凯这种旧权威所能体会到的。